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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柯在进行鼻综合手术时，就遭遇了“翻车”：“我当时没有寻求父母的帮助，甚至也没有告诉几个朋友。”她一个人前往医疗机构抽血、化验、手术，最后签下了1.28万元、共24期的分期付款协议。“当时年纪小，不是很懂维权。我去咨询的时候，医生就忽悠我做价格比较高的。第一次没做好，假体在鼻子里歪掉了，去找他们就告诉我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做，我不满意也没办法，结果一两年后我再去找，这家机构已经不在了。”

王女士因爱犬频繁得皮肤病住院治疗，于是选择投保宠物医保。在医保理赔过程中，她按照赔付程序，将检测结果、治疗过程照片、诊断证明、药物清单等一系列材料上传后，被告知尚需要提供医院开具的发票，且要求发票中的日期要同费用明细清单(即诊疗)的日期一致。而王女士所去的医院却告知无法开具这种要求的发票。后来的几次理赔申请也都没成功，不是被告知不在医保报销定点医院内难以赔付，就是被告知医生开的药品并不属于报销清单范围。复杂且暗藏诸多变数的程序，让王女士的理赔之路陷入了“两头难”的境地。此外，保险公司以未告知更新宠物信息为由，要求出具更多资料的情形也时有发生。

当年首次在内地执业，高永文使用的是3年的短期行医许可证。随着CEPA相关政策的更新，他在2010年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，此证没有期限限制。他从抽屉拿出内文已有些泛黄的证件，上面的编号非常靠前。“我至少是最早的几位之一。”高永文指着证件对记者笑说。

“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过程中，执法机关的‘利剑出鞘’，既能直接惩治违法犯罪，又能震慑潜在违法行为，减少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志远说。